来源：法经网
为什么葡萄牙、西班牙很快从富转贫，而英国长期富裕且成就了工业革命？为什么美国可以持续两百年的繁荣？为什么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能够快速致富，而一些东方国家却陷于“穷者愈穷”的诅咒？
为了解释“国富国穷”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逻辑，许多大师学者都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。
总结下来，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。
第一种：地理决定论
常识告诉我们，但凡自然资源丰富、地理环境优越的地方，经济总是很容易发展，比如中东石油富国、港口优良的荷兰、矿产丰富的澳大利亚，经济都很发达。
这就引出了国富国穷的第一种理论——地理。
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就曾讨论气候如何影响各地人民的性格，进而形塑法律，影响经济。
贾雷德·戴蒙德在名作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中主张，相比美洲和岛国，欧亚大陆沿东西方向，纬度大致相同，因而气候类似的区域明显多于后者，人群、家畜、作物以及农业技术，更容易在相邻的人类聚居区内“横向”传播，因有更多的贸易交换、生产剩余，因此促成了最早的古文明。
在后续作品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，有的国家贫穷》中，戴蒙德从地理角度进一步解释了现代非洲为什么还是很落后——热带国家，土壤难以保存营养，致使农业生产率相对低下；气候湿热，导致极高的致病率和死亡率。
可见，地理环境在人类文明演变中，绝对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。
第二种：制度决定论
但是，环境毫无二致的韩国与朝鲜、西德与东德、多米尼加与海地，富裕程度相差巨大。这就引出了第二种解释——制度。
诺奖得主道格拉斯·诺斯在《西方世界的兴起》中认为，历史上的西欧国家，特别是英国的贵族、教士以及后来的商人等权势精英，屡屡结盟抗衡君主，最终形成了制约君主权力、保护民众私权的限政法治。
从经济学思维方式出发，制度的解释相当自然：无恒产者无恒心，只有在权力真正被关进笼子的法治社会，产权才能得到保障，人们也才有激励进行长期投资和发明创造，让经济有增长的可能。
在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中，阿西莫格鲁认为，经济制度可以分为两种：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。包容性制度能够吸引所有人来参与经济发展，其要点就是保护产权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，鼓励对知识、技术的投资，而且让更多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。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对照，就是明证。
第三种：文化决定论
为什么是西欧先迈出了有限政府的第一步？而亚非拉的很多国家，至今无法达成法治共识？为何一些国家的转型会戛然而止，甚至重回封闭？这些问题都是制度决定论无法解释的。
韦伯主张，高举“因信称义”的基督新教，特别是受加尔文影响的英美清教徒，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言人。新教造就了一种新人——理性的、有条理的、勤奋的、讲求实效的人。在新教出现之前，这些品德并不常见。
新教国家不仅带来了资本主义秩序的兴盛和扩展，也使其他国家的人开始挖掘本民族类似的优秀文化因子。
比如20世纪下半叶，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崛起后，以余英时为代表的东方学者，参考韦伯观点认为，亚洲的发展秘诀，要归功于孔孟儒学熏陶出了大批勤奋、恪守信用、习惯服从安排的劳动者。
百年来中国人对“国民性”的大讨论不断，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国学热、全世界的宗教复兴，都是对文化作用的重新思考。
国富国穷的讨论，对于当下的我们很重要。为此诚挚推荐“国富国穷”八书——
站在地理视角的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；制度视角的《西方世界的兴起》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《资本的秘密》；文化视角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；以及比较视角下的《国富国穷》《国家的贫困与繁荣》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，有的国家贫穷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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